李世民开"贞观之治"终结两三百年战乱,大唐国力傲世环宇!

玄武门之变后，李世民开启大唐“贞观年代”，民众渴盼已久的和平岁月，终于再次来临。此前，只要隋文帝时间短实现了一致与和平，但在隋末战乱中，生灵涂炭的现象重复演出。上溯至西晋末年，自“八王之乱”后的两三百年里，华夏几乎就没和平过，十六国政权相继登场，又转瞬即逝，南北朝长时间对立，民众长时间处于动荡不安中。李世民是一位有为的君主，他决计停止百年战乱，消弭政权对立与纷争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“贞观之治”由此出现。

或许李世民与初唐群臣具备了较为清晰的“前史断代”观念，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前史转折期：从此开端，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，而对于此前的前史，也要有明确的总结与评判。尤其是“全国腥膻”的两晋十六国前史，更应该得到一个系统的官方叙说。

“十八家晋史”的难题

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在李世民的要求下，房玄龄、褚遂良、许敬宗等21人组成了《晋书》编修团队，摆在他们面前的，倒不是史料匮乏问题，而是史料繁杂、紊乱的问题。

自西晋灭亡后，全国关于“谁是正统”的问题，一向没有一致意见。后世或许现已默认了苟安江南的东晋是“正统”，但他其时，不论是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，仍是氐族人苻坚控制的前秦帝国，乃至是偏居四川的成汉王朝，都有自以为“正统”的理由，但他们都没能突破地域的限制，立国短短几十年，就成为叛逆者或入侵者铁骑下的“失败者”。没有长时间占有华夏的政权，也没有真实一统全国的帝王，两晋十六国的前史叙说，只能是紊乱的，存在各自表述而又彼此对立的问题。

《晋书》监修房玄龄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，他需要从大量晋代史料中找到明确的前史头绪，分门别类、有条不紊地来展开撰写作业。对房玄龄他们来说，最少有“十八家晋史”能够参阅，它包含“九家晋书”与“九家晋纪”，是不同学者笔下的不同风格的晋史。

惋惜，“十八家晋史”的大都内容，咱们今天现已看不到了，它们在后世的岁月跌宕中渐渐消失，只要少量内容被辑录在研究者的著作中。但《晋书》编修团队看到的史料，是适当丰厚的，“十八家晋史”中只要少量内容，在初唐就现已失传了。比方，萧梁史学家沈约，就写过一部一百一十卷的《晋书》，他还撰写了《宋书》，惋惜连房玄龄都没看到沈约《晋书》的内容。

还有东晋志怪小说家干宝，写过一部二十三卷的《晋纪》，写的是西晋前史。他距离书写的年代很近，估量史料真实性很高，虽然咱们在今天看不到它了，但房玄龄却能够从中找到不少要害史料，并用于修撰《晋书》的作业。

除了“九家晋书”与“九家晋纪”这类纪传体史书，其时社会上还流传着《汉晋春秋》《晋阳秋》等编年体史书。房玄龄与编修团队一同，在可见的史书中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，还结合其时官方掌握的其他史料，在适度取舍之后，完成了终究被认定为晋代正史的《晋书》。

李世民点评四位晋代人物

“从善如流”与“以史为鉴”是李世民在前史上留下的深入烙印，许多人想起李世民，都会想起他那句名言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，其实此言出自《荀子》，但由于李世民常说这句话，又是这句哲理背后理论的践行者，将李世民的前史形象与之绑在一同，也未尝不可。

李世民乃至还会亲自为《晋书》书写评语，点评前史人物与事件。有四位古人得到李世民写史论的“特别待遇”：司马懿、司马炎、陆机与王羲之，两位帝王，两位知识分子，非常“对称”，好像映照了李世民内心深处对“文治武功”均衡寻求的心愿。

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，在《晋书》上的形象适当“容纳”，威严缺少，温文有余，好像不是一个强悍的开国皇帝，而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推举上位的“吉祥物”。与其他开国君主相比，司马炎的江山，确实来得比较简单，他直接承继了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等前人的成果，算是最后一个“摘桃子的人”。而司马宗族之外，其他门阀的实力也不容小觑，司马炎对他们既依靠又提防，只能显出一副“好脾气”了。

李世民对几百年前这位开国君主的评价，却是从“善良”视点切入的。司马炎的优柔寡断，在李世民眼中好像不是缺陷：“帝宇量弘厚，造次必于仁恕；容纳谠正，未尝失色于人”——这是适当高的评价了。当然，睿智的李世民也看出西晋迅速衰败的原因，就在于司马炎不知轻重，舍大取小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是在讽刺他执意让“白痴太子”司马衷继位，为八王之乱埋下了巨大危险。

李世民对此点评道：“夫全一人者德之轻，拯全国者功之重，弃一子者忍之小，安社稷者孝之大；况乎资三世而成业，延二孽以丧之，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，畏小忍而忘大孝。圣贤之道，岂若斯乎！虽则善始于初，而乖令终于末，所以周到史策，不能无大方焉。”耐人寻味的是，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挑选，就有点他所谓的“大小之别”的滋味——为了江山社稷和全国苍生，他宁可杀兄逼父，背上千古骂名，但从更久远的眼光来看，这是为了避免让李建成、李元吉这类人上位，以防大唐重现“二世而亡”的前史悲惨剧。

《载记》专论异族君主

《晋书》的一大特征，便是使用了《载记》来记载五胡十六国时期异族政权首要君主的前史，有整整三十卷的内容，都在叙说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异族控制者的故事。严厉来说，《载记》不是房玄龄和《晋书》编修团队的“创始”，之前记载东汉光武帝到灵帝之间前史的《东观汉记》，就有《载记》，但它记载的不是异族政权前史，而是王莽时期的各种前史“过渡人物”，如绿林军首领王常、赤眉军首领刘盆子，大概是不好分类，便设置《载记》来记载他们的前史。

从前史写作的传承来看，早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就有《匈奴列传》，并把匈奴君主的谱系，归入华夏前史叙说的头绪中，是一种史学上“大一统”观念的体现。而书写两晋史，愈加绕不开异族政权的前史了，而房玄龄他们的操作方法，与司马迁千篇一律，将五胡前史归入官方干流叙事，但差异在于，不会把他们的君主都当成什么华夏“正统”，非要寻觅一个上古圣王作为祖先。

不过，从前有望一统全国的异族政权的君主们，在攻取华夏腹地后，就会编织一套自己是“正统”的话语，不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的属下，改变身份认识，也是为了给持有“华夷之别”观念的人，一个不至于太难承受的实际。比方，匈奴人刘渊虽然夺了西晋的“天命”，却还要攀交汉朝的国号，自称“汉”，还声称自己是刘邦的后人。如此做法，自然是源自政治上的考虑，至于刘渊是否真的有大汉血缘，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
西晋末年，匈奴人攻入洛阳，抢占华夏，酿成永嘉之乱。这场祸乱不仅摧毁了西晋王朝，也“消除”了数不清的世家大族，乃至许多自秦汉以来久居华夏数百年的华夏先民都惨遭灭族，他们修筑的琼楼玉宇，收藏的珍宝书本，也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，可谓天崩地裂式的灾厄与浩劫。侥幸逃脱、南渡建康的人们，尤其是读书人，无法承受惨痛的实际，只能期盼北伐成功，夺回故地。

但是，偏居江南的政权，不论是东晋仍是后来的宋齐梁陈，只能牵强自保，无力北上，乃至还得不时面对北方异族政权南下讨伐的压力。因此，一些知识分子只能挑选醉心山水，不问世事，还有人自觉承受异族政权攀交华夏“正统”的政治论述，哪怕他们自己也不乐意信任，但面对困难的时局，也不得不逼迫自己信任了。

由此发生的“用夏变夷”观念，在其时非常流行。《孟子》有言：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”，以华夏文明影响异族文化，乃至异族政权自动挑选汉化，在耳濡目染中变得越发文明。乃至在“用夏变夷”观念的逐渐影响下，一些异族政权的君主，发自内心承受了华夏圣贤的教导，真实开端用严厉的圣王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前秦君主苻坚便是一个鲜明的比如。

苻坚:上古贤君的精力传人

从《晋书》的记载来看，苻坚是个信守儒家之道的君主，最少从践行孔子仁政的视点看，他比晋朝皇帝要做得好，更像是上古贤君的“精力传人”。

苻坚是十六国浊世中，比较罕见的善于承受臣子意见的君主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苻坚在安稳国内局势后，也渐渐滋生奢侈之风：“国内殷实，遂示人以侈，悬珠帘于正殿，以朝群臣，宫宇车乘，器物服御，悉以珠玑、琅玕、奇宝、珍怪饰之。”尚书郎裴元略建言献计，规劝苻坚采取圣贤之道，不要贪图享乐，而要勤俭节约，励精图治。苻坚真的仔细听取了意见，严于律己，前秦国力也由此愈加强盛。乃至在此之后，出现了多国来朝的“盛世现象”：“鄯善王、车师前部王来朝，大宛献汗血马，肃慎贡楛矢，天竺献火浣布，康居、于阗及海东诸国，凡六十有二王，皆遣使贡其方物”，彰显了苻坚的仁德与治理国家的才能。

但是，苻坚终究不是那个能够一统全国的帝王，淝水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。苻坚兵败后，国内割裂实力蠢蠢欲动，或许苻坚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自己会落在从前信任的姚苌手里。苻坚从前封姚苌为龙骧将军，掌控兵权，但在自己危险时刻，却被姚苌落井下石。姚苌的权利愿望很大，想替代苻坚成为皇帝，便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。但苻坚却以为自己才是“天命所归”，并怒斥姚苌：“小羌乃敢干逼皇帝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，图纬符命，何所根据？五胡次序，无汝羌名。违天不祥，其能久乎！玺已送晋，不可得也。”见苻坚不肯让出传国玉玺，姚苌便以上古尧舜禅让之事，忽悠苻坚让位。但苻坚的“正统”观念很深，以为禅让是圣贤之间的事，姚苌底子不配跟自己提禅让的事：“禅代者，圣贤之事。姚苌叛贼，奈何拟之古人？”苻坚宁死都不乐意交出玉玺，乃至把玉玺送给东晋皇帝，也不乐意给姚苌，是由于在他看来，姚苌当皇帝并不存在合法性，无法承继大统，连偏安江南的东晋都不如。

传国玉玺象征着华夏正统，得到它的君主，才真实具有了“天命”，在浊世更是如此。不过，姚苌等叛乱者并不会由于缺少“正统”就不去争权夺利，他在杀戮苻坚后，建立了后秦政权，好不简单由前秦时间短一致的北方，再次堕入兵荒马乱。《晋书》记载的割据政权，大多像流星相同划过前史的夜空，匆匆来临，又转瞬即逝。